爭議

古詩十九首考證

關於古詩十九首產生的年代，眾說紛紜，近來學者大多以為東漢成熟的五言詩傑作。但其中不乏主張西漢之作，或兩漢的作品，持論不一，各有主張。以下茲就各方說法做一初淺的論述，希望在各方說法中能找出一個適切的客觀答案。
【壹】西漢之說者
（一）梁蕭統昭明文選以為古詩十九首應為李陵、蘇武以前的作品。古詩十九首首見於昭明文選，蕭統將古詩十九首編在李陵蘇武之前，文選序裡提到期編選詩賦的原則是「以類分，類分之中，各以時代相次。」由此推測，蕭統以為古詩十九首當為西漢初年或之前的作品。
（二）徐陵的玉臺新詠以為古詩十九首為枚乘或之前的作品。玉臺新詠卷一首列古詩八首、其後列古樂府詩六首、枚乘雜詩九首、李延年歌詠、蘇武詩各一首。古詩八首中有「凜凜歲云暮」、「冉冉孤竹生」、「孟冬寒氣至」、「客從遠方來」等四首為古詩十九首的詩篇。枚乘的雜詩中除了「蘭若生春陽」之外，「西北有高樓」、「東城高且長」、「行行重行行」、「涉江採芙蓉」、「青青河畔草」、「庭前有奇樹」、「迢迢牽牛星」、「明月何皎皎」等皆為古詩十九首的詩篇。徐陵將其排在李延年、蘇武之前，可知徐陵認為古詩十九首是西漢初年的作品。
（三）鍾嶸以為古詩十九首是西漢的作品。詩品序：「古詩眇渺，人世難詳，推其文體，固炎漢之製，非衰周之倡。」可能當時有人主張古詩十九首是周末的作品，但鐘嶸辯白，肯定為西漢的作品。
（四）清王士禎、張篤慶，都以為古詩十九首都是西漢作品。王士禎認為「風雅後有楚辭，楚辭後有十九首，風會變遷，非緣人力。」「要之為西京之作無疑」可知王士禎為有人疑為西漢之前之作辯駁。張篤慶以為「相其體格，大抵是西漢人口氣。因篇中有『驅車上東門，遊戲宛與洛』固論者以為似東漢人口角，斷其非枚乘者，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遊戲宛洛耶？」張篤慶為友人疑為東漢之作做辯駁。
（五）近人李曰剛＜中國古今名詩三百首序＞認為齊梁諸文論家去西漢不遠，其言自足以採信。
【貳】兩漢之說
（一）劉勰以為是兩漢作品。文心雕龍明詩篇：「古詩佳麗，或稱枚叔，其孤竹一篇，則傅毅之詞，比采而推，兩漢之作乎？」枚叔是枚乘，西漢初人，傅毅則是東漢初年之人。
（二）李善也以為是兩漢的作品。李善的文選注提到：「古詩蓋不知作者，或云枚乘，疑不能明也，詩云：『驅車上東門』又云『遊戲宛與洛』此則詞兼東都，非盡是乘明也。」李善懷疑並非都是枚乘的作品。洛陽是東漢京都，上東門是東漢洛陽城之城名，因此認為第十三首「驅車上東門」及「遊戲宛與洛」之第三首「青青陵上柏」是東漢人的作品。
（三）清李重華、陳沆以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作品。李重華說：「十九首中兩漢都有，乃後人類聚者。」（貞一齋詩說）陳沆：「十九首中枚乘九篇，已箋於前，其餘十篇有太初以前，有東京以後，有傅毅所造，作者非一，情性無二。」
（四）近人隋樹森在＜古詩十九首集釋＞中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的作品。他認為古詩十九首固然有很多東漢的詩篇，但也不能認為沒有西漢的產物。他認為「出於兩漢無名氏之手，較為妥當。」他引了劉勰的文心雕龍、鐘嶸的詩品及李善的文選注，認為兩漢之作是較為可信的說法。他舉證說，第七首「明月皎月光」、第十六首「凜凜歲云暮」、第十二首「東城高且長」等三首是西漢太初前的作品。第十七首「孟冬寒氣至」為太初以後的作品，第三首「青青陵上柏」、第十三首「驅車上東門」、第四首「今日良宴會」、第十四首「去者日以疏」、第十五首「生年不滿百」等五首為東漢的作品。
（五）近人方祖焱在＜漢詩研究＞一書中以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的作品。在此書中探討漢代五言詩作者與年代的問題作出一個結論，以為古詩十九首「徐陵選為枚乘作，劉勰說是枚乘、傅毅作。」「我想枚乘仍歸枚乘，傅毅的仍歸傅毅。至於不在他們名下的，像（7）明月皎夜光、（16）凜凜歲云暮，都已經是考定西漢太初前作品。（3）青青陵上柏，由他寫的洛陽情形正是興世景象，諒也是西漢盛時作品。餘下（4）今夜良宴會、（11）迴車駕言邁、（13）驅車上東門、（14）去者日以疏、（15）生年不滿百、（17）孟冬寒氣至、（18）客從遠方來等七首，雖不能確定時代，不過我想也不會太晚，因為建安詩人已有模仿這些詩篇中句子的例子。」
（六）糜文開、裴普賢：古詩十九首中除枚乘八首外，可卻指為與枚詩同時的作品者，尚有兩首，即第七首「明月皎夜光」、第十六首「凜凜歲云暮」共為十首。被認為東漢之作者四首，即第八首「冉冉孤竹生」（東漢初年傅毅作）、第十八首「客從遠方來」（疑是建安中曹王作）、第三首「青青陵上柏」、第十三首「驅車上東門」（涉及東都洛陽）。其餘不辨其為西漢亦東漢者，剩有第四首「今日良宴會」、第十一首「迴車駕言邁」、第十四首「去者日以疏」、第十五首「生年不滿百」、第十七首「孟冬寒氣至」共五首。十九首蓋蕭統所選兩漢古詩中最佳作品，而以西漢之作為多。太初改曆前枚乘等作品即達十首，故列李陵、蘇武之前。
【參】東漢之說
（一）唐釋皎然詩式云：「十九首辭精義炳，婉而成章，始見作用之功，蓋東漢之文體。又如『冉冉生孤竹』、『青青河畔草』，傅毅、蔡邕所作。」傅毅、蔡邕都是東漢時人。
（二）清、劉光賁古詩十九首注：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一時一地，為由三百篇成五言之祖，殆起於東京。
（三）梁啟超＜中國之美及其歷史＞：古詩十九首是東漢安、順、桓、靈間的作品，正是將亂未亂，極沉悶不安的時代產物。
（四）朱自清＜古詩十九首釋＞：據近人考證，十九首大概作於東漢末年，是建安詩先驅。
（五）近年來一般研究文學史的人，多半將古詩十九首定為東漢的作品。其所持的理由大致如下：
1. 西京遺翰，末見五言，故十九首並非西漢作品。（劉勰文心）
2. 古詩十九首中用字有觸西漢皇帝諱者，故非西漢人作品。孝惠諱盈，枚乘詩「盈盈一水間」在昭武之世而不避諱，可知為後人擬作，而不出於西京（顧炎武說）
3. 古詩十九首中有檃括樂府而成者，故非西漢人作品。（朱彝尊說）
4. 「促織」之名不見於爾雅、方言等書，至漢末諱書始見其名，故十九首必非西漢所作（徐中舒說，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）
5. 西漢有「代馬」、「飛鳥」對舉句子，但並不公切；東漢則有「胡馬」、「越燕」對舉者較為工穩，十九首中也有「胡馬」、「飛鳥」的對舉，其非西漢人手筆由此可知。（同上）
6. 洛陽之「洛」，在西漢人書中多作「雒」。據魏略及博物志謂漢於五行屬火，忌水，故改「洛」為「雒」。魏屬土，水得土而流，土得水而柔，故又恢復原字。據此則「洛」為西漢人所諱，不應用，而古詩有「遊戲宛與洛」可知此詩作於漢魏間。（胡懷琛說，古詩十九首志疑）
7. 看十九首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，如第三首云「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為薄……極宴娛心意，戚戚何所迫。」第四首云「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飆塵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，無為守窮錢，撼軻長苦辛。」皆是世道衰微、大亂將至，因而人心頹廢，只求目前快樂，不顧將來如何。又如第十三首「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，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度。」第十四首「去者日以疏，生者日以親。出郭門直視，但見邱與墳。」第十五首「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，晝長苦夜短，何不秉燭遊。為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。」足徵厭世思想，充滿字裡行間，若在東漢初，太平時期，絕不會有這種哀哀之聲，其為桓、靈以後，亂世之音，卻然毫無可疑。（陳鐘凡＜漢為六朝文學＞）
8.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，綜合現存的漢代詩歌，不到東漢末期，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現向古詩十九首那樣成熟的五言詩。（馬茂元＜古詩十九首探索＞）
9. 樂府本身逐漸整鍊，而發展出五言詩的體裁，受了這些詩詞的刺激。班固以後五言詩日增，張衡同聲歌，秦嘉贈婦詩，蔡邕飲馬長城窟行等文人樂府，接踵出現，形體日趨整齊凝鍊，到東漢末年，古詩十九首就以成熟的面孔走出詩壇。（日人石川忠九）
10. 葉慶炳認為古詩十九首是代表東漢後期五言詩的成熟階段。就內容思想而言，多出自於政治紊亂、民生痛苦的社會；就其形式技巧觀之，則全為五言詩成熟階段的作品。以第七首「明月皎夜光，促織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眾星何歷歷？」此首寫秋天景象，而謂「玉衡孟冬指」。李善注：「上云促織，下云秋蟬，明是漢之孟冬，非夏之孟冬矣。漢書曰：『高祖十月至霸上，故以十月為歲首。』漢之孟冬，今之七月矣。」及以此首為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曆以前的作品。主張十九首為兩漢作品者，遂引「明月皎夜光」詩李善注文為鐵證。以此詩既用太初改曆以前的曆法，則此詩的產生自在太初以前，故十九首並非全屬東漢的作品。然而李善所注，仍有其矛盾處，葉慶柄先生認為細查「明月皎夜光」篇，前八句純屬寫景，則「玉衡指孟冬」一句應就景象言，而非指時令。其意為「玉衡正指在孟冬亥之方位」，如此才能接「眾星何歷歷」。若以孟冬專指時令，則孟冬季節與眾星歷歷有何關連？至於此詩節令，下文「秋蟬鳴樹間」已有說明，既已明言秋蟬，則孟冬非指時令，乃指方位，尤屬明顯。故此詩不涉節令、曆法問題。故十九首應全屬東漢作品，就其內容、形式、技巧觀察，產生年代應在班固之後，建安之前。
【肆】說法互辨
主張兩漢之作的學者認為，依據詩中節令、地名、思想、再佐以齊梁的文論家的看法，古詩十九首產生在兩漢之際是比較通融的說法，他們針對主張東漢作品的諸多理由提出辯駁。隋樹森在＜古詩十九首集釋＞中說到：近來一般研究文學史的人，多半都把古詩十九首定為東漢之作──認為在西漢時，五言詩還不能產生──不過我覺得這種說法，也還難成定論。古詩十九道中固然有許多是東漢的篇什，但卻也不能說其中絕對沒有西漢的產物。把古詩十九首定為東漢以來的作品的，他們所持的理由很多，最重要的大概有六種：（1）西京遺翰，莫見五言，故十九首非西漢作品。（六朝時人說，見文心雕龍。）（2）十九首用字有觸西漢皇帝諱者，故非西漢人作。（顧炎武說，見曰知錄）（3）十九首中檃括樂府而成者，故非西漢人作。（朱　尊說，見玉臺新詠跋。）（4）「促織」之名，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，至漢末緯書始見此名，故十九首必非西漢人作。（徐中舒說，見五言詩發生時期的討論。）（5）西漢有「代馬」「飛鳥」對舉的成語，然並不工切；東漢則有以「胡馬」「越燕」對舉者，有以「代馬」「飛鳥」對舉者，均較工穩，十九首中亦有「胡馬」「越鳥」之對，其非西漢人手筆可知。（同上。）（6）洛陽之洛，在西漢人書中多作雒。據魏略及博物志謂漢於五行屬火，忌水，故改「洛」為「雒」。魏屬土，水得土而流，土得水而柔，故又復原字。據此則洛字為兩漢人所諱，不應用，而古詩有「遊戲宛與洛」，可知此詩必作於漢魏間也。（胡懷琛說，見古詩十九首志疑。）不過我覺得這些理由並不充分，還不能把五言詩發生的時代決定為東漢；現在先把這些理由加以檢討。
懷疑五言詩產生時代的舊說的人，每引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「至成帝品錄，三百餘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，而辭人遺翰，莫見五言；所以李陵、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」幾句話，認為今所見的西漢五言詩，簡直都是膺品，並非出於辭人，當然是可?有的。其次，還要知道，劉勰他自己是認為五言詩在西漢已經產生了的，因為他還有「古詩佳麗……必采而推，兩漢之作也」的話。復次，成帝品錄也不能說沒有五言（註），即使成帝品錄，不見五言，也不能說西漢就沒有五言詩，因當時之詩，必有許多為漢志棄而不錄的，那些詩中焉知絕無五言？且自周以來，即代有五言，也足證西漢時有產生像古詩十九首那樣詩歌之可能。如魏風十畝之間云：
十畝之間兮，桑者閑閑兮，行與子還兮。
十畝之外兮，桑者泄泄兮，行與子逝兮。
即是。不過也許有人要說這類的詩，句中有「兮」字，「兮」字是助聲之辭，不能算入字數，所以這種詩並非五言詩。是的，這話也是一理，那麼再找其他的例吧。詩經大雅?第九章云：
虞苪質厥成，文王蹶蹶成，文王蹶厥生。余日有疏附，予日有先後，予日有奔奏，予日有禦悔。
這是沒有兮字的五言。這兩種詩，詩經中也還有些，我們無論承認它們都是五言也好，或只承認後者是五言也好，總之周代是有五言詩的。自此以後，五言詩仍是接著產生，如孟子離婁篇引孺子歌曰
　　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
也是五言詩。這首詩中雖有「兮」字，但卻如劉勰所云，實是五言的「全曲」；因為這首歌是以「清」與「纓」為韻，「濁」與「足」與韻，並不以兮字為韻，足證兮字完全是表聲的，並不入「句限」。又水經注引物理論曰：秦始皇起驪山之冢，使蒙恬築長城，死者相屬，民歌曰：
生男慎莫舉，生女哺用餔。不見長城下，尸骸相支拄。
這不也是五言嗎？
再就西漢來說，我們姑且承認蘇武、李陵、卓文君、班婕妤等人的詩出於後人依託，但也還能證明當時是有五言詩的。楚漢春秋中載有虞美人答項羽的歌，歌云：
漢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聲。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？
這不是與其他漢詩很相類的五言詩嗎？這首詩有人疑為偽作，並非出於虞姬之手，但即使這首詩是偽作，它的時代卻仍然很早，因為據漢書藝文志云，楚漢春秋是陸賈所記。陸賈是漢朝初年的人，這首詩總是初的作品了。又，李延年是武帝時的協律都尉，他有一首很有名的北方有佳人歌云：
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！
這歌除了無關重要的「寧不知」三個字，便是一首完全的五言（玉臺新詠即作「傾城復傾國」，如此便是純五言詩）。不僅是五言，而且它的韻味與十九首很相近。又漢書貢禹傳載武帝時俗語曰：
何以孝弟為？財多而光榮。何以禮義為？史書而仕宧。何以謹慎為？勇猛而臨官。
這也是五言。宋書樂地載漢鐃歌十八曲中的上陵，是宣帝時的產物，其中也有許多五言句，如云：
上陵何美美，下津風以寒。問客從何來？言從水中央。桂樹為君船，青絲為君笮，木蘭為君櫂，黃金錯其間。……甘露初二年，芝生銅池中。仙人下來飲，延壽千萬歲。
也是與十九首很相類的五言詩。又漢書五行志載成帝時童謠云：
邪徑敗良田，讒口害善人。桂樹華不實，黃雀巢其顛。故為人所羨，今為人所憐。
尹賞載成帝時長安中為尹賞歌曰：
安所求子恐？桓東少年場。生時諒不謹，枯骨後何葬？
這也都是用五言作的。此外那時的民謠樂府之中，也還有此類作品。所以我們即使懷疑蘇李等人之詩，但卻不能說西漢沒有五言詩。西漢既有五言詩，當然也能產生十九首一類的作品。
認為十九道非西漢作品的，還有一個很大的理由，就是詩中的「盈」字觸諱。顧炎武云：「孝惠諱盈，枚乘詩「盈盈一水間」，在武昭之世而不避諱，可知為後人儗作，而不出於西京。」顧氏所說的枚乘詩盈盈一水間，即是古詩十九首之第十首「迢迢牽牛星」那首詩；十九首除了這首之外，還有第二首中的「盈盈樓上女」，第九首中的「馨香盈懷袖」，也都是句中有盈字的。但是詩中有觸諱之字，並不能證明其必非西漢之作，因為漢人的文章中觸諱的地方很多，就以觸「盈」字的論，即已不少，例如賈誼陳政事疏曰：「秦王置天下於法令，而怨毒盈於世」；鄒陽上書吳王曰：「淮南連山東之俠，死士盈朝」；韋孟在鄒詩曰：「祁祁我徒，負載盈路」等都是。古直漢詩研究列舉漢人詩觸盈字諱者有數十則之多，難道這些詩文也都是後人擬作嗎？古人有「臨文不諱」之說，所以有盈字並不能斷為絕非西漢人所作。
古詩十九首中生年不滿百一首，因為與樂府西門行的字句相同者頗多，所以朱彝尊玉臺新詠跋便說這是文選樓諸學士裁剪長短句而作成的；但這也不成理由，錢大昕曾加以駁正，他說：「……或又疑生年不滿百一笮檃括古樂府而成之，非漢人所作，是猶讀魏武短歌行而疑鹿鳴之出於是也；豈其然哉？」據我們以理推測，樂府與詩有相同的地方，總是樂府在後，因為詩句可入樂的。詩入樂而不合節奏，於是乃加以增損。如楚辭有山鬼篇，宋書樂志便有增減其字句而作成的今有人；曹植的七哀詩，宋書樂志亦有增加其字句而作成的明月篇；這都足證樂府中有改易他詩字句而成者。西門行當然也是與此情形相同，是改易古詩而成的。
另外，「促織」之名雖不見於＜爾雅＞＜方言＞，但也不能果斷認定「明月皎夜光」並非西漢的作品。因為爾雅、方言等書，材料並不多，當時所有的草木鳥獸等物種名稱及異稱不可能完全納入，並且漢賦中動植物之名就有不見爾雅、方言一書中，如枚乘七發中的「溷章白鷺」，爾雅、方言均無記載。而諱書中既有促織之名，諱書即是東漢的，那麼東漢既有此名，而此物又非當時來自他國者，我們也無法證明此名為東漢所創。……總之，將古詩十九首定為東漢人作，或漢魏之間人作，理由都並不充分。認為是出自於兩漢無名氏之手，較為妥當。

【伍】結論
關於古詩十九首的年代、作者問題的討論，歷代由來已久。自清末以來，考據學者、文學史家，大多從劉勰「西京遺翰，莫見五言」，及唐釋皎然「蓋東漢之文體」。論古詩十九首的內容，東漢末年，天下大亂，內有宦官外戚亂權，外有黃巾黑山之賊，加以連年的飢荒瘟疫，使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，因此思想信仰起了很大的轉折。清沈德潛說詩啐語曰：「古詩十九首，不必一人之辭，一時之作。大抵逐臣棄妻，朋友闊絕，遊子他鄉，死生新故之感。」主要在說明十九首的內容題材為亂世離散現象的人生感慨。如＜青青陵上柏＞、＜驅車上東門＞等作品都透露著，身處亂世之中，人命朝不保夕，神仙既不可期，自唯有秉燭夜遊、飲酒享樂之途。此種由悲觀厭世轉趨享樂得思想，至魏晉成了士大夫人生思想的主幹。
另外，就形式而言，雖然西漢時就有五言詩，但觀察西漢五言詩的發展，在漢書所記載的五言詩不過五則：
1.子為王，母為虜，終日春薄暮，相與死為伍。相離三千里，當誰始告女？（戚夫人所歌）
2.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國。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！（李延年所哥）
3.何以孝弟為？財多而光榮。何以禮義為？史書而仕宧。何以謹慎為？勇猛而臨官。（武帝俗諺）
4.安所求子恐？桓東少年場。生時諒不謹，枯骨後何葬？（成帝時歌謠）
5.邪徑敗良田，讒口害善人。桂樹華不實，黃雀巢其顛。故為人所羨，今為人所憐。（成帝時歌謠）
前兩首並非存粹五言，後三首雖通篇五言，卻缺乏詩歌韻味。固然質樸為歌謠本色，然而既然經過文人寫定，何以跟古詩十九首的成熟度相差如此遙遠？況且班固是東漢五言詩人之一員，於漢書中所收錄的五首五言詩只是醞釀試驗階段，而棄置技巧成熟度高的古詩十九首不錄，實令人疑問。東漢之世，樂府盛行五言，五言詩發展迅速，如樂府＜西門行＞與古詩十五首＜生年不滿百＞，兩詩做比較，西門行雖以五言為基礎，但仍雜有許多三言、七言，純然民歌本色。一經文人改成句法整齊的五言，於是古詩、樂府分道揚鑣。馬茂元先生在＜古詩十九首探索＞中說的很透徹：「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，綜合現存的漢代詩歌來看，不到東漢末期，沒有而且也不可能出現像古詩十九首這樣成熟的五言詩。這十九首雖不是成於一人之手，但是同時代的產物，則完全可以肯定的，這不僅是從個別證據而出來的結論，更重要的是作者本身，從內容到形式，都透露著他自己問世的年代。」因此古詩十九首不管就其內容思想或形式技巧而言，都代表著東漢末五言詩成熟階段的作品。